“导演”戈恩

　　2020年1月8日，20时50分，比预定时间早了10分钟，前日产CEO戈恩已经抵达位于黎巴嫩的新闻发布会现场。

　　会场外的戈恩很着急，他反复询问助手，发布会能否提前一些开始。看得出来，他急需借助一场公开自白，争分夺秒洗清真相。

　　几分钟后，发布会如期开始，戈恩眼神里透着坚毅和绝望，开始向媒体慷慨激昂地控诉，过去400多天里他在日本遭受的种种“非人待遇”——“没有一天自由”、“全是不公正和暴力对待”、“没有人向我解释任何东西”、“所有重要节日都是孤独度过”、“不让我见妻子”、“日方扣押了我所有能证明清白的文件”、“不知道是把我当成人还是当成动物”……

　　所有“控诉”内容总结成两句话，大约就是：有钱不是我的错；我比你们爱老婆。所以，我逃得有理。

　　哦对了，他还惦记着日产的虚生浪死：“没有我以后，日产每天亏损高达4000万美元……我在日产有权力，我在雷诺有权力，这些权力我都不会放弃，我绝对不会松手，我向你们保证。”

　　更多细节和原话，门户网站们早已一字不漏地公开，咱这里就不再赘述。

　　反正你和我最关心的，戈恩到底是怎么逃出日本的，人家说了：现在不说，以后也不会说。

　　至于以前被媒体披露出的那些“逃亡”小伎俩，戈恩的回复很直接：“全都不是真相。”

　　他自称在黎巴嫩的生活非常愉悦，未来将通过申诉，反抗红色通缉令。

　　至此，虽然这出“幸存者大逃亡”的游戏尚未被厘清来龙去脉，但至少我们看到了关于日产和戈恩的另一种“本相”。

　　如果你觉得在新闻发布会上，这位逃亡游戏的通关男主，热忱奔放又逻辑缜密，慢条斯理又话狠手辣，那么，恭喜你已经参透了游戏剧本——

　　这很戈恩。

　　这个有着一双浓浓镰刀眉、目光挑剔且锐利的男人，精通四门语言，曾执掌两家顶级跨国汽车公司，是个雁过从来都会留声的狠角色。

　　2003年，大约是国有汽车企业有史以来最没面儿的一年。

　　那年东京国际车展，声浪最大的新闻不是关于一辆车，而是关于一句话：

　　“中国汽车厂商在与外国汽车厂商合作时的贡献几乎为零，中国人在合资公司持有50%股份，是外国公司想进入蓬勃发展的中国汽车市场必须付出的代价。外国厂商提供产品及技术，而中国合作伙伴除了提供低成本劳动力和销售渠道外，对实际经营和管理的贡献几乎为零。”

　　这是捅了中国脸皮娄子的一句话，过去十几年，无论中外汽车合资伙伴们私下里吵得多么激烈、分歧得多么不可开交，可在公众场合和媒体那里，都保持着表面上的和睦与客气。即便是广州标致双方失和至撤资，都从未公开抱怨或扯皮。

　　此话一出，整个中国汽车界可谓“石破天惊”。有媒体报道上汽通用公关听到此言的第一反应，就是——“天哪，这真是一场公关灾难。”

　　撕破这块遮羞布的人，正是戈恩。

　　彼时，距离东风日产成立，不过半年时间。

　　戈恩一句话，惹得行业舆论地震，让大V们纷纷旧笔重提。

　　2003年12月17日，著名汽车记者李安定来了篇《戈恩贬低了中国汽车业？》，称赞“我们难得碰上一个敢说’皇帝没有穿衣服’的戈恩。”12月23日，中国汽车工业咨询发展公司首席分析师贾新光又发表了《为何对中国伙伴不满意？戈恩的话令我们汗颜》，站队戈恩良药苦口、忠言逆耳。

　　那是戈恩第一次以有血有肉的形象登上中国媒体热搜，说那话的时候，他刚刚写完自传《把冰箱卖给爱斯基摩人》。

　　怎么把冰箱卖给爱斯基摩人？

　　这是后来，很多面试官喜欢出的考题。答案当然是开放式的，哪怕你说开门灯用来照明，只要逻辑清晰能自圆其说，也未尝不可。

　　绝大多数时候，戈恩就是这么干的。

　　他的官方头衔有很多，董事长、总裁、CEO……但我以为更形象的说法，是“市场导演”。

　　当然，放在策划“大逃亡”上的话，可以去掉“市场”俩字儿。

　　说他是“市场导演”，是因为他总能在观众意想不到或斩钉截铁的时候左右剧情、扭转结局。

　　你不会想到15年前，日本第一大报《读卖新闻》是这样评价戈恩的：

　　“他用三年时间使一家完全陷入绝望的庞大公司重获新生，帮助已持续衰退数十年的日本经济重振希望，而他自己则成为一贯排斥外来文化的日本社会的全民偶像。在过去150年的历史中，只有三个人对日本社会产生过如此颠覆性的影响：1853年的美国海军准将马休·佩里，1946年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还有今天的卡洛斯·戈恩。”

　　所谓的“庞大公司”，指的便是日产。

　　“尽管他登陆时并没带来武装直升机和其它西方奇妙装置，但卡洛斯·戈恩的到来与1824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休·佩里一样预示着变化的开始。”

　　1999年，日产遭遇了史上最严重的债务危机，其销售业绩连续26年下滑，全球市场份额七年内下跌近2%，背负的债务高达2.4万亿日元（约合233亿美元），徘徊在破产边缘。

　　当时，日产总裁塙义一多次拖着病体，满世界寻求拯救者，可先后而来的福特、戴姆勒，却也都先后被高额的债务、消费者的信任危机吓退。

　　只有雷诺愿意扛下这个雷，前提是，要戈恩前往日本主持大局。时任雷诺汽车CEO的路易·施维茨跟戈恩说得很直白：“你不去日本，我就不签约。”全然不管当时戈恩还是个新婚不久、婚房正在装修的蜜月男。

　　最终，戈恩应允，雷诺以54亿美元的价格买下了日产36.8%的股份。

　　听闻此事时，通用前副董事长鲍勃·鲁兹毫不客气地表示：“还不如把50亿美元装进铁盒，扔进大海。”

　　赴日上任后，戈恩迅速提出了简称“NRP”的日产振兴计划，即三年内削减1万亿日元成本，2001年消除公司经营赤字，2002年销售利润达到4.5%，债务降至7000亿日元以下。

　　为此，他在日产全球开启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核心主要围绕“成本”。但用当时员工的话说，“每项改革都与日本传统企业背道而驰。”

　　比如，对财务管理开刀。

　　1999年之前，日产在全球各地的分公司都是相对独立的个体。每个分公司都在自己所属的国家开有银行账户、独立运营，各分公司总裁也有权在他国支配银行账户和财务资料。

　　方便是方便，但结果是，日产得跟全球200家银行打交道。

　　早就有“成本杀手”之称的戈恩当然看不惯这背后的沟通成本和手续成本，于是经过测算，宣布要将银行数目锐减至15家，同时收回各分公司的财务控制权，由日产总部统一管理。

　　这下可惹恼了分公司的总裁们，“每位总裁都各据山头，都想独揽大权”，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总裁们开始以需要和当地银行搞好长期关系为由，此起彼伏地恳请戈恩不要打地方财务管理的主意。但戈恩也是铁石心肠，任尔东西南北风，我自岿然不动，最终前者讨个没趣，只能乖乖就范。

　　一年后，日产的财务管理成本从900亿日元骤降到了240亿日元。

　　比如，对奖金下手。

　　对戈恩来说，动起你的奶酪来，一块根本不够。

　　公司的动完，私人的也不能闲着。

　　之前，分公司高管只要完成分公司销售业绩，就能拿到应得的奖金。戈恩来了之后，说是为了让所有员工目标一致，将眼界放至全球，直接把规则改成——日产只有在全球盈利，高管们才能拿到全部奖金，否则，砍大半。

　　急吗？急，但没用。有工夫着急，还不如每天去关心关心东京业务怎么样了，有什么能共同繁荣的举措赶紧共同繁荣繁荣。那是日产上下一心，全球联系最紧密的日子。

　　与此同时，日产陆续关闭了5家工厂，砍掉了2.1万个就业岗位，并把航空等与汽车无关的部门打包出售。

　　一年后，日产全球扭亏为盈，盈利高达27亿美元，震惊四座。

　　再比如，割肉供应商。

　　戈恩当年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统计研究日产的每笔收入和支出。然后他发现，日产销售的43款车型中，竟然只有4款赚钱；每款车一半以上的成本，还都让供应商拿走了。

　　于是，戈恩直接把43款车型砍掉了2/3，还给供应商出台了“比价制度”。一言以蔽之，就是谁成本压得低，我就用谁。他的目标，是采购成本降低至少20%。

　　当然，戈恩不是一味采用巴掌战术。他一面压低供应商报价，一面还安抚说，“你们会经历一番煎熬，但我一直在你们身后。你们现在帮衬帮衬，等我以后做大了，零件全你们包！”

　　戈恩玩儿这套很有经验，90年代初担任米其林北美分部CEO时，他就是用“比价制度”，让公司顺利度过了并购固瑞奇轮胎的混乱时期。

　　他从不放过每个压成本的细节。

　　以日产设计的车头灯为例，他曾掰着专利说明书一页页看，然后发现日产车头灯内有些零件设计水准高于竞争对手，然而由于差异微小，消费者根本感觉不出好处，所以只要把车头灯内的发光器及反光片等零件稍作修改，不但不影响体验，还能降低2.5%的成本。

　　他这种拼命，还给自己赢了个“7-11”的绰号。

　　但这不重要。

　　我更想说的是，对于细心惯常到这种程度的人来说，策划一次细节满分的完美“越狱”，自然不叫事儿。

　　话再说回，在戈恩的带领下，日产只花了两年时间，就完成了日产振兴计划，销售利润达到了4.5%，债务减少到了7000亿日元。

　　到了2003年，日产不但已经完全摆脱债务，重回全球赛场，盈利更是超过了福特、通用。

　　他创造了汽车行业的奇迹，也创造了日本经济的奇迹。

　　2000年，戈恩被《商业周刊》评为“全球25名最佳经理人”之首。

　　2001年，戈恩成为日本连载漫画《卡洛斯·戈恩生活纪实》的主角，漫画将其描绘为民族英雄，每集都能狂销50万本以上，读者大都是搭乘地铁上下班的商界人士，渴望进一步了解戈恩。

　　2004年，明仁天皇为其颁发蓝绶褒章——这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外国商业人物。

　　至于日产再早之前，戈恩为雷诺“导演”的故事就更为大家耳熟能详了。“成本杀手”的美誉，就是那时被喊响的。

　　1996年，戈恩出任雷诺汽车副总裁，彼时的雷诺比日产还危险，年亏损10亿美元，媒体皆传其将被变卖。

　　戈恩空降后，全面负责公司的运营。经过两个多月对公司管理层、工厂、经销商、海外子公司等走访，他公布了“200亿法郎成本削减计划”，要求雷诺在三年内削减200亿法郎的成本。

　　所有雷诺人当时都跳脚着“不可能”，怀疑戈恩是徒有虚名的骗子，只有路易·施维茨在重压之下依然选择相信。

　　结果，三年未满，雷诺不但成功削减了200亿法郎成本，而且实现了数十亿美元的盈利。

　　很多年后，《彭博商业周刊》形容戈恩，“如果达沃斯是一个真人，那他一定长着一张卡洛斯·戈恩的脸。”

　　然而，再好的导演，导得了剧情，导得了市场，却难导人心。

　　商场如战场，有多少支持者，就有多少反对者。

　　《三联生活周刊》的两段评论非常扎心：

　　“尽管戈恩一度执掌了全球汽车行业的半壁江山，但他在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商圈子里都没有被当作最受信任的成员……这个出生在巴西、成长于黎巴嫩、在法国和日本建立声望的“世界公民”，不向任何一国效忠，因此也得不到任何一国的袒护。”

　　“在日本，戈恩对本土供应商体系的打击以及为日产引入多名外籍董事的决定引来了经久不息的反对之声，批评者指责他蓄意破坏日本由来已久的企业忠诚以及人际关系网络，并攻击他奢侈浮华的生活方式和日本汽车业元老低调节制的传统不符。”

　　西川广人们控诉戈恩的种种“罪状”，更是戈恩一系列事件的根本导火索。

　　“在法国，2016年10月，为了庆祝自己再婚，他在凡尔赛的大特里亚农宫举行了一场18世纪风格的浮夸舞会，随后被左派报纸当成全球化新贵不顾产业劳动者死活的负面例证批判了整整一年。”

　　“2015年，持有雷诺公司19.7%股份的法国政府拒绝了戈恩提出的公开上市计划，并增加了持股份额，显然是担心丧失对这家老牌公司的控制。当时做出这一决定的法国经济部长，正是未来的总统马克龙。”

　　即便现在身处故乡黎巴嫩，1月2日，都有黎巴嫩律师团体向本国司法机构检举戈恩，称他曾多次入境“敌国”以色列（黎巴嫩一直禁止本国公民入境以色列），并曾与以色列前总统希蒙·佩雷斯见面，签署合作条约，参与经济会议。应该被送上军事法庭，并最高获刑15年。

　　律师们说，“在日本，他是个贪污犯。在黎巴嫩，他则是个叛徒。这里也许有一些他的朋友，但他不是黎巴嫩的英雄”。

　　如今，坊间疯传戈恩在出逃前曾会见好莱坞制片人约翰·莱舍，商谈把个人经历拍成电影。

　　消息来源是《纽约时报》，他们的说法是，戈恩希望通过电影告诉大家，他受到日本太多不公正对待，以获取更多同情。

　　我倒是觉得，真相可能正相反，是约翰·莱舍约的戈恩，而不是戈恩找的约翰·莱舍。

　　毕竟这是好莱坞的使命——

　　“我不是邪恶的鼓吹者，但不论我在什么地方，只要听到高尚的人不幸哀鸣，我都会为他应声呼吁。

　　我再说一遍，玛格丽特（戈恩）的故事非常特殊，要是司空见惯，就没有必要写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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